这种归纳法首先面对的是波普尔"证伪"理论的质疑，其次是我们如何去判断哪些案件事实是属于同一类的，如果某一案件包含许多事实，我们到底如何预测？最后也就涉及到法官判决与"预测"一致的机率究竟有多少？〔10〕 2.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法学 对于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法学，Aarnio主要批评了Alf Ross和Ilkka Niiniluoto的观点。
可见，扩大司法改革决策的参与性，有利于促进我国司法改革中的利益平衡，调动社会各阶层对司法改革的热情，避免最高法院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因此，一五改革纲要的上述内容是违法的。
第21条规定：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依照本法规定联合提名。可见，二五改革纲要中的案例指导制度已经使得审判中上下级法院法定监督关系完全变为行政指导关系。可是，决定和推行一五改革纲要的主体仍是以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为代表的最高法院。[9] 3.司法改革的成果被视为最高法院院长的重要政绩 自此，我国法院系统的司法改革已彻底摸着石头过河，沦为最高法院院长的施政工具。重点报告规范司法公开情况，规范立案、庭审、调解、再审、执行等行使审判权情况，规范司法解释制定和备案情况，加强司法人员纪律作风建设情况等。
历届最高法院院长会在上任之初颁布一个司法改革纲要，而在五年任期结束之时，其在任时推行的司法改革常常被人们作为评价其政绩和影响力的重要参考。第26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本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最终，谁也无法理解和说服对方。
要么是自然的正当性毁灭了社会的正当性，要么是社会的正当性压制了自然的正当性。正当，不一定总意味着正确。人所处的环境是既定的，但人类的作为都是超越了作为客体的自然，既能演绎出许多精神的凯歌，也能堕落到败坏一切心灵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地步。从这部日记书信体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自然浪漫主义的倾向：歌颂天才，提倡自由、主张个性解放、号召返回自然。
维特说：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实际上是被教养成了一塌糊涂的人!这是对规训化的社会正当可能导致自由窒息、人性扭曲的一种警醒。第二，道德原罪主义VS语境效果主义(或善的本质主义VS善的机会主义)：维特和阿尔伯特之间围绕该不该自杀有一番对话，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阿尔伯特说：某些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罪过，不管它出于什么动机。
每当她谈起自己的未婚夫来，谈得那么温柔，那么亲切，我心中就颓唐得如一个丧失了所有荣誉与尊严的人，连手中自卫的宝剑也被夺去了。要知道只有我们有了同样的感受，我们才具备资格谈一件事情。维特短暂的一生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些精神气质，但他对自由与爱的追寻终究步入了绝境，只好选择自杀。他认为社会需要权威和秩序作为凝聚力，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稳健地创造幸福的生活。
这种简单的鼓动有时甚至也是不负责任的，它没考虑当事人承受的压力和代价问题，尤其是没考虑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但如果歌德这么写，这可能就不会成为一部伟大著作了。说到底，还是维特说过的话，尽管他没有落实到自己的身上：世上的事情很少能要么干脆这样，要么干脆那样故此，我们对法律三段论作为一种证立方式的使用，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一方面通过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必然关系来判断结论是否可靠，另一方面也应当反思前提是否作为真实的知识被接受。
一、内部证立：法律三段论的能与不能 阿列克西的一句断言："与内部证立相关联的问题业已在'法律三段论'这个关键词下被多层面地加以讨论"[2]P274，即表明三段论是内部证立的主要形式。四、小结 在逻辑学上，评估论证的可靠性有两大步骤: 首先，根据推理规则判定推理是否有效。
"[20]P190 那么，理由或信念体系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关系才是融贯的呢？比喻地讲，一个融贯的信念体系就像是一个论证的循环网络，其结构如下：[20]P191 在这个结构图中，一个单一的论据链，P1-Pn，可以被描述成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P1支持P2，P2支持P3，依此类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知道新加入的理由优于旧的理由？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知道反面论证是更强的？也就是说，综合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时，如何确定应该胜出的那一理由？ 非单调逻辑扩展了逻辑学的研究领域，但是，这一扩展越深远，遇到的问题就越多。
牛顿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所做的一个判断很形象地说明了信念之间的这种融贯支持关系："为了确定一种陈述的真理，最重要的判据是它同已经认为为真的断言的网格相一致。通俗地说，任何演绎推理，一旦被判定为是有效的，不管有多少新信息加入到前提集之中，其结论仍然是有效的。"[27]P184在此基础上，他把法官对法律的争论看做是一种建构式的诠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从自己的司法信念出发，在法律共同体内部对法律进行解释，法官的解释在信念、规则、与原则之间不断的往复循环，直至在各个要素之间形成一个融贯的整体，并以此作为"唯一正解"的基础。所以，在这里，哲学家Keith Lehrer的一个观点是应当被接受的，他认为，所谓对某一信念的证立，是在接受和偏好选择的背景体系基础上证立的，这一信念体系越是融贯，在此基础上所证立的内容越具有合理性。但是，这一种循环对于我们证立某一决定这一目的来讲并不是有害的，因为对于这一证立目的来说，循环是已被接受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孤立地衡量论证，而是如哈贝马斯所要求的那样，所有的论据应该被"尽可能的考虑"，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规则体系在整体上的融贯"。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p1和p2具有同等地位。(6)a将被处以终身自由刑(OR)。
因此其语言是人工化的语言。三、理由之间的融贯结构：从线性证立到整体性证立 多个理由聚集在一起，大致会形成以下几种结合方式，对结论形成支持关系。
如果共同支持一个结论的各个理由之间形成如此融贯的相互支持关系，那么，它们会对结论形成非常高的论证支持强度。但是，这样一种判断标准在法律论证中有时候却不一定成立。
根据相互证立的要求，当p1支持p2时，p2也应该能够支持p1，这样p1和p2是相互证立的。由于我们对于三段论之作用的认识有违于亚里士多德创立它的最初意义，所以，现今人们在司法裁判中使用三段论的目的，也就决定了它在功能上的局限性：难以充分体现法律论证的说理功能。从理论上讲，所有的理由都存在被反驳、被否定的可能，即使是经验资料，也经常容易被否定。第二，一个司法决定是正确的，如果适用的法律是合理的或公平的。
证明的目的是以为'真'的前提，而导出事物之自明性。正是因为此，人们看到的多是三段论作为某一具体结论的证立手段的不足之处。
所以，理由之间的这种结合方式并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方式。"[14]P19但是，此时，我们却无法在既有的证立结构中对那些不能直接从实在法中引申出来的前提进行证立，这一任务需要在外部证立中予以完成。
与此同时，演绎推理是在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二分格局下而进行的，其操作适用过程极为清楚，只要一个具体事实满足这个规范所规定的所有事实要件,就可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相应的结果，因此也能够排斥了个体性因素对法律适用过程的影响，使司法裁判获得科学的外观，增强司法裁判的说服力。对于一个结论来说，非单调逻辑允许多种理由的存在，多种理由汇集到一起，就会形成一个论证集合（aggregation of arguments），意思是指，在对任一理由衡量的过程中都受到所有其他理由的影响，所有的这些相关理由之间形成一个复杂的关系。
一旦大家不能接受三段论推理的大小前提，比如对人是否会死、苏格拉底是否是人提出疑问，那么，纵使这一论证完全满足形式正义的要求，它也是没用的。证明中所导出的事物自明性乃具有强制力，听者须必然接受之"[16]P308-309。同理可知，在一个逻辑推理过程中增加一个新的前提，同样可以使一个非演绎性推理转化为一个逻辑上正确的推理。推理过程的反复性、前提以及结论的可修正性表明，这是一种不同于演绎推理的非单调性推理，它意指，"在一个理论当中加入新的讯息，可以使得一个在原本比较小的理论中可以推导得出的命题，变成无从推导得出"[17]。
一般来说，（构成论证的）锁链的长度事实上意味着论证的强度。为了使该行为顺利进行，法官需要理由支撑他的偏好及其所选择的法律观点。
但是，逻辑的单调性却并非是与日常生活中的推理过程始终相符的。例如，在认定张三故意杀人罪名是否成立时，我们最多也就能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主张张三故意杀人罪名成立的理由有两个，后来又发现了另外的证据，主张罪名成立的理由又增加了一个，这样，在后一种情况下理由对结论的支持强度强于前一种情况。
符合论的最弱意义上的回答是：不能与经验事实相矛盾。那么，在整体上重视非单调逻辑的融贯性论证方式，不但在理论上比符合论在社会科学领域更为适用，而且在实践中，它一方面与日益看重整体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更为接近。
